手指在纸面上划过时能感觉到岁月一层一层压上去的厚度。余老板说冯先生每年都是老规矩：中午到，坐一下午，喝一杯茶，偶尔要一杯黑咖啡，但不加糖不加奶。有一年他问冯先生为什么不换别的时间来，他说这一天是他和一个老朋友的约定，虽然老朋友已经不会来赴约了，但他还是会来。他说过一句让余老板印象很深的话：“人活着总有几件事不需要理由。”每年坐同一班货轮，住同一间房间，坐同一把藤椅，看同一片海。
阿耀问他，冯先生每年离开的时候往哪边走。余老板说他从来不往灯塔那边走——他往码头走，坐下一班货轮离开。但他每次走之前都会在客栈门口站很久，看着灯塔的方向。那个方向是他最后一次见到顾衍之的地方，但他从来不上去。阿耀问他为什么，余老板说他问过冯先生同样的问题。冯先生说，他怕上去了就不想下来了。
第四天是个阴天。北边港口的雨天和澜州港不一样——澜州港的雨是斜的，被海风卷着往人脸上扑；北边港口的雨是细密的，像一层灰色的薄纱从天空慢慢垂下来，落在海面上悄无声息，整个港口像被浸在一盆慢慢降温的水里。余老板一大早就起来把门口的花盆搬进走廊，一盆一盆地挪，搬完最后一盆，站在走廊里朝码头方向张望。他说今天会有客人。阿耀问他是不是冯先生。余老板点了根烟，烟雾被海风吹得四散。他说每年这个日子他都来，风雨不改，今年也不会例外。他认得冯先生的步态——撑着黑伞，每一步都踩得很稳，像是在数着步伐，又像是在丈量什么。余老板说冯先生以前跟他说过，从码头走到客栈正好一段固定的步数，每年他都数，每年都一样。有一次他说今年的步数比去年少了一步，余老板问他是不是码头的路变了，他说不是，是他老了，步子比去年大了一点。
午后的雨下得更密了。客栈门口的招牌被海风吹得来回晃荡，铁链吱吱作响。余老板把门口的花盆全部搬进走廊，把烟灰缸搁在收银台上，把登记表翻到新的一页，钢笔搁在旁边。他做这些事的时候动作很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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