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的消息全靠喊,谁家有个大事小情,一声喊,半个村子都能听见;邮递员送信也全靠步行或自行车,每周来两三次,每次来都能围上一群人,盼着能收到远方亲人的书信,或是像录取通知书这样的“喜报”。
他愣了一下,心里猛地一跳——这个时候,能让母亲这么激动的,除了录取通知书,还能有什么?赤着脚踩过碎石路绕到前院,碎石子硌得脚底生疼,却不及心里的悸动滚烫。母亲站在门口,手里捏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边角有些磨损,却被她攥得紧紧的,指节都泛了白,脸上的表情很奇怪——嘴角像是要往上翘,眼眶却先红了,眼角的皱纹里还嵌着没擦干净的灰尘。
“邮递员刚送来的,”母亲的声音发颤,指尖都在哆嗦,小心翼翼地把信封递到他面前,“你的!镇上张老师刚才还过来问,说你今年肯定能中,没想到真的来了!建军,你出息了啊!”
陈建军的目光死死钉在信封上,印着的几个黑体字——“岳阳农业学校”,字迹清晰,旁边还印着一个小小的校徽图案,那是当时中专院校的标配。他的心脏“咚咚”狂跳,指尖发麻,几乎不敢去接,心里又喜又慌:喜的是熬了两年,终于考上了;慌的是,家里的条件,能供他去读吗?1991年,中专还是很多农村孩子的“首选”,考上中专,就意味着能转城镇户口、毕业包分配,吃上“商品粮”,不用再像父辈一样种地,这是当时最体面、最稳妥的出路,比现在的重点大学还要让人羡慕。
堂屋里光线昏暗,十五瓦的灯泡吊在房梁上,电线有些老化,垂下来一小截,风吹过就轻轻晃动,照得每个人脸上都是黄乎乎的,连墙上贴的“农业学大寨”标语都显得有些模糊——那是几年前贴的,边角已经卷起,却没人舍得撕,像是一种念想,也像是那个时代的印记。父亲陈德贵坐在竹椅上,那把竹椅已经用了十几年,椅面磨得光滑发亮,膝盖上摊着那张录取通知书,他已经看了好几遍,烟叼在嘴里忘了点,烟灰积了长长的一截,落在了通知书的边角上,他也浑然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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