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樟木头汽车站的出口，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绿色帆布包，包上还打着两个补丁，那是母亲用旧衣服缝补的，指尖摩挲着补丁，心里泛起一阵暖意，又生出几分酸涩——出来三年，我还没能让母亲过上好日子，这补丁就像我未完成的诺言，沉甸甸压在心头。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烟盒纸，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写着一个地址，那是老乡给我介绍的新出租屋，比之前住的铁皮房稍微宽敞一点。阳光很好，刺眼却不灼热，到处都是人，摩肩接踵，嘈杂的声音扑面而来——有商贩的吆喝声，有老乡间的寒暄声，有孩子的哭闹声，还有远处工厂下班的哨子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南下打工人最熟悉的背景音。
卖茶叶蛋的老太太蹲在路边，面前摆着一个铁皮桶，热气腾腾的茶叶蛋散发着诱人的香气，一块钱两个，是我们这些打工人最常吃的加餐。她见我站在原地发呆，笑着招呼：“后生，来两个茶叶蛋不？暖身子，也顶饿！”我摸了摸口袋里皱巴巴的零钱，摇了摇头，低声说：“不了阿姨，省点钱。”老太太叹了口气，没再劝说，眼里满是理解——她见多了我们这样的打工人，每一分钱都要掰着花。
发廊门口的女孩烫着夸张的大波浪卷发，穿着紧身的连衣裙，脸上涂着淡淡的口红，对着来往的路人露出羞涩又热情的笑容，那是90年代最流行的模样；不远处的录像厅门口贴着花花绿绿的海报，音箱里反复播放着林依轮的《爱情鸟》，旋律轻快又洗脑，引得几个年轻工人停下脚步，跟着节奏轻轻哼唱，那歌声里，藏着他们对爱情的憧憬，也藏着对家乡的思念。我站在一旁听着，心里也泛起一阵酸楚，想起了老家的田埂，想起了母亲做的饭菜，眼眶微微发热——我也想家，可我不能回去，没挣到钱，没实现诺言，回去也只能让父母失望。
“九零、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
我在心里一遍遍地数着年份，指尖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指节有些发酸。数到九五年的时候，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来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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