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黑压压的全是人，清一色的外来务工者模样，扛着蛇皮袋的、拎着编织袋的、背着洗得发白的牛仔包的，还有人抱着用被子裹着的婴儿，人潮涌动，摩肩接踵，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喇叭里循环播放着“各位旅客请注意，保管好个人财物，谨防扒窃”的广播，普通话说完说粤语，粤语说完说英语，三种语言搅在一起，像一锅煮烂的粥，嘈杂得让人耳朵发鸣。广场四周的墙壁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广告，招工的、租房的、办证的，还有用红油漆写的“专治疑难杂症”，被风吹得卷边，又被新的广告层层覆盖，透着一股杂乱的烟火气。
陈建军在人潮中站了一会儿，辨不清方向。他想起阿强信上写的：到了广州火车站，出站往右走，到省汽车站，买到樟木头的票。他默念了一遍，出站往右，省汽车站，樟木头。九十年代的广州火车站广场，没有清晰的指路牌，只有几个锈迹斑斑的指示牌，被人群挡得严严实实，想要找到方向，只能跟着感觉走，或是一遍遍打听。
他把蛇皮袋往肩上挪了挪，开始往右走。
广场上到处是拉客的人，这是九十年代广州火车站最显眼的景象——穿著花衬衫、留着长头发的男人，手里举着写着“东莞、深圳、惠州、中山”的硬纸板，嘴里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喊着，声音沙哑又急切；还有些中年女人，挎着布包，穿梭在人群里，见人就凑上去问“去哪里啊？坐车不？便宜又快”，有人稍有犹豫，就会被死死拽住胳膊，硬拉着往路边的黑车走去。陈建军躲开几只伸过来的手，低着头往前走，他不敢和任何人对视，怕被缠上。一个中年妇女凑过来，身上带着一股廉价香水味，问他去哪里，他摇了摇头，那妇女翻了个白眼，嘴里嘟囔着一句听不懂的粤语，转身就去缠下一个人。
出站口往右是一条窄马路，路面坑坑洼洼，铺着的沥青早已被来往的车辆磨得发亮，路边摆满了地摊，形成了一条杂乱的临时集市，这也是九十年代广州火车站周边的常态。卖水果的摊主推着破旧的木板车，上面摆着发蔫的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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