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有些哆嗦,叠了好几遍才叠整齐,嘴里反复叮嘱他“省着点花,找到阿强就好了”;想起母亲连夜烙饼的样子,灯光下,她的头发已经有了几缕白丝,眼睛熬得通红,却还是笑着说“烙点饼,路上吃,比火车上的泡面便宜”;想起母亲站在村口送他的样子,站在那棵老槐树下,一直站到他拐过弯去,看不见了,他回头的时候,还能看到她的身影,在风中微微晃动。要是母亲知道钱被偷了,一定会很伤心吧?他不敢想,也不敢给家里发电报,他没有钱,更没有勇气告诉父母这个坏消息。
他想起父亲。父亲那天晚上什么也没说,只是坐在炕边,抽着旱烟,烟袋锅子一下一下地敲着炕沿,直到深夜;第二天早上,他帮他把蛇皮袋提到村口,说了一句:“到了拍个电报回来。”就走了。没有送到车站,没有挥手,没有多余的嘱咐。走的时候背微微驼着,步子不快不慢,像去田里干活一样平常,但陈建军知道,父亲心里是牵挂他的,只是男人不善于表达。他想起父亲常年劳作的手,布满了老茧,粗糙得像树皮,那八十块钱,里面也有父亲的血汗。他对不起父亲的期盼,对不起母亲的叮嘱。
他想起阿强。阿强在樟木头的玩具厂打工,去年过年的时候回了老家,拍着他的肩膀说“广州好赚钱,你跟我一起去,我罩着你”;阿强说到了广州给他打电话,他去车站接。可是他没有阿强的电话号码——阿强信上写了,他把那张信纸放在衣服口袋里,和碎纸片一起。他摸了摸口袋,信纸还在,碎纸片也还在。他掏出来看了一眼,上面是阿强歪歪扭扭的字:“建军,到了广州给我打电话,号码是……”号码是0769-xxxxxx。
他没有电话可以打。九十年代的广州,公用电话虽然有,但大多在小卖部、邮电所,打电话要花钱,一分钟几毛钱,他连一毛钱都没有。他看着那张信纸,心里又酸又涩,明明离阿强只有一步之遥,却因为没有钱,连联系他的资格都没有。要是阿强在身边,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他心里充满了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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