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的窘迫与无奈——没有暂住证，就无法在这座小镇立足，就可能被联防队查岗、驱逐，甚至被遣送回家，5元钱，对于当时的务工者来说，虽然不多，却是他们不得不付出的一笔开销。
围墙外的土路上，往来的车辆不多，大多是解放牌货柜车和一些破旧的自行车，货柜车驶过，会卷起漫天尘土，呛得人直咳嗽，自行车的铃铛声“叮铃铃”地响着，在寂静的小镇上，显得格外清脆，却又带着几分仓促。路边偶尔会有几个摆摊的小贩，推着破旧的三轮车，上面摆着一些廉价的水果、香烟和日用品，他们大多是本地人，操着一口生硬的粤语，吆喝着叫卖，声音里带着几分慵懒，却又透着生活的艰辛。
陈建军和阿强，就是这座小镇上，无数务工者中的两个。他们在同一家玩具厂上班，在同一个车间，同一个流水线，甚至在同一个宿舍，睡在相邻的床位上。他们每天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在宿舍里听磁带、说心里话，就像亲兄弟一样，相互扶持，相互陪伴，一起熬过了那些最艰难的日子。
他们身上，都穿着洗得发白、印着玩具厂logo的蓝色工服，工服的袖口和裤脚，都已经磨得有些发白，有的地方甚至已经磨破了边角，露出里面的棉线。陈建军的工服上，还沾着一些淡淡的塑料碎屑，那是流水线作业时，不小心沾上的，洗了很多次，都没有洗干净，像是在无声地记录着他在这里的每一份辛苦。阿强的工服上，有一个小小的补丁，那是上次干活时，不小心被机器勾破的，他自己用针线简单缝了一下，针脚歪歪扭扭，却看得出来，他很珍惜这件工服——这是他出来打工时，厂里发的第一套工服，也是他在这座小镇上，最体面的一件衣服。
只是近来，阿强脸上的笑容少了，话也变得少了，往日里那个大大咧咧、爱说爱笑的阿强，像是变了一个人。他常常一个人坐在工位上发呆，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工服上磨破的边角，眼神空洞，像是在思考着什么，又像是在牵挂着什么。他的手里，总是攥着一封皱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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