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的凉、一样的静、一样的压抑。阿强吐出一口淡淡的烟雾，烟雾在夜风里快速飘散，他的声音沙哑又疲惫，藏着藏不住的迷茫与惶恐，轻声跟我感叹，说我们在南方打工的日子，过得太悬、太怕、太没有底气。时时刻刻都提心吊胆，生怕出事、生怕被查、生怕被欺负，仿佛头顶永远悬着一把看不见的刀，不知道何时会突然落下，斩断我们所有的希望与退路。
我当时比他年长两岁，总觉得自己多几分沉稳通透，故作成熟地安慰他，语气笃定、充满期许：“强子，忍忍吧，再熬两年，等咱们攒够了钱，还清家里的欠债，攒点积蓄，就立马回老家。再也不来南方遭这份罪，再也不看人脸色、担惊受怕，踏踏实实守着家人、守着故土，安稳过日子。”
那时的我们，天真又纯粹，以为勤恳肯干、安分隐忍、不惹是非，就能熬出头；以为只要我们足够努力、足够吃苦，就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以为老老实实打工赚钱，就能安稳攒钱、如期返乡。我们以为底层人的辛苦只是身体的劳累、日子的清贫，却从未想过，我们最大的苦难，从来不是贫穷与疲惫，而是身不由己的卑微、毫无底线的欺凌、无法掌控的命运。
直到阿强凭空消失、彻底杳无音讯，熬过四十三天无尽的等待、打探、落空与煎熬，我才彻底彻底醒悟。彼时的我们，根本没有资格谈隐忍、谈坚持、谈未来。我们连安稳活着、平安打工的资格，都牢牢攥在别人手里。底层打工人的安稳，从来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望，我们的命运，轻飘飘的，无人在乎、无人珍重，任人拿捏、任人摆布。
阿强失踪的毫无征兆。
他出事的前一天，还和我一起正常上班、一起打磨五金配件、一起熬夜赶工，下班之后还一起在巷口小摊上买了两块钱的炒粉，分着吃完，说说笑笑、一切如常。他还跟我规划，说再攒半年钱，就给家里老妈寄点钱治病，给正在读书的妹妹凑学费，语气轻快、满眼期许。
可第二天晚上，他下晚班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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