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移动铁笼里，共享同一份无边的绝望与无助。
没人敢大声说话，没人敢肆意动弹，所有人都习惯性地压低气息、收敛动作，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不是安分守己，是长久的强权压迫，早已让我们这些底层人刻入骨髓的怯懦与顺从。我们心里都清楚，此刻车厢外随时有巡逻的治安队员，稍有不慎、但凡闹出一点动静，迎来的便是粗暴的呵斥、凶狠的打骂，无人例外。
我心里清楚，我们所有人的遭遇，大抵都是一模一样。
九十年代的暂住证，是压在所有外来打工人身上的一座大山。彼时普通工人起早贪黑、一天干十二个小时以上的苦力，月月无休、日夜操劳，月底到手的工资也不过四百出头。可一张暂住证，工本费、手续费、管理费层层叠加，办下来足足要两百多块。这意味着，一个普通打工人，要拼死拼活干满半个月，不吃不喝、分文不攒，才能换得这一张薄薄的纸片，换得在这座城市短暂立足的资格。
对于大多拖家带口、靠着打工养家糊口的底层人来说，两百块是一家人半个月的口粮，是孩子的学费、老人的药钱，是根本舍不得、也耗费不起的巨款。无数人咬牙攒钱，迟迟凑不齐办证的费用；无数人勉强糊口，根本无力承担这份“立足成本”；还有人刚进厂打工，还没熬过试用期、还没领到第一笔工资，便被巡查的人拦下抓捕。
凑不齐钱办证，就只能躲。我们这群外来者，活生生活成了这座繁华城市里的过街老鼠。白天不敢光明正大地走在街上，不敢去劳务市场找活、不敢出门采购物资，生怕遇上巡逻的治安队、联防队；夜里不敢开灯、不敢出声，缩在廉价出租屋的角落，屏息凝神、提心吊胆，生怕一点动静引来巡查，招来牢狱之灾。
我们已经足够隐忍、足够谨慎、足够卑微，拼尽全力避开所有风险，只想安安分分打份工、挣点血汗钱、养家糊口。可在那个年代，规则从来不会体谅底层人的艰难，强权从来不会顾及普通人的无奈。哪怕你步步小心、处处退让，只要你没有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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