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我的三个月血汗工钱，我要带着钱款回家，治好母亲的顽疾，撑起我的家。眼前这个十五岁、孤身漂泊、懵懂无助的少年，更不该困死在这无情的绝境之中，不该早早湮灭在异乡的苦难里。既然绝境相逢、陌路相遇，我便多了一份责任，能护他一分、便护他一分，能帮他一程、便帮他一程。
“不会的。”我迎着他湿漉漉、满是期盼的眼眸，目光坚定、语气铿锵，一字一句、郑重许诺，哪怕掌心早已沁满冷汗、心脏剧烈狂跳、心底满是未知与忐忑，也绝不流露半分怯懦，“我们都会好好活着、好好熬下去。只要活着，就总有出路、总有希望、总有回家的机会。我们一定可以走出这里，一定可以回去见亲人。”
说话间，我下意识抬手，摸向贴身衬衣的内袋——那是我原本贴身存放、妥善保管暂住证的位置。指尖触碰之下，只有一片空空荡荡、冰冷布料，再也没有那一张薄薄的纸片。
我心底瞬间涌上滔天的悔恨与怒意。那张薄薄的暂住证，重量不足一钱、价值不过两百多元，却是九十年代我们这些底层异乡务工者唯一的护身符、唯一的身份凭证、唯一的生存底气。有它在身，行走街巷、进厂务工、外出谋生，便能心安几分、安稳几分；一旦失去、一旦被夺走，便如同被剥去所有铠甲、所有庇护，赤身裸体暴露在世道的风雨与强权的碾压之下，随时随地都会坠入深渊、深陷绝境。
离家前夜，卧病的母亲强撑着虚弱的身体，反复千叮万嘱、反复嘱托告诫。她一字一句、语重心长，告诉我南下广东第一件事，就是办好暂住证，贴身收好、妥善保管、切勿遗失；告诫我在外安分守己、低调做人、切勿惹事；叮嘱我好好干活、好好攒钱、平安归来。我当时郑重应允、牢牢记在心底，不敢有半分懈怠、半分侥幸。
可我万万没有料到，我勤恳安分、谨小慎微、踏实谋生，最终却没能躲过人心险恶、世道不公。我没有弄丢证件、没有遗忘证件、没有违规违纪，却被黑心老板恶意藏匿、刻意夺走，硬生生被剥夺了合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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