踩得很稳，遇到碎砖会绕开而不是踢开。在末日里还会绕开碎砖的人只有两种：一种是怕声音引来丧尸，另一种是长期在某种需要保持绝对安静的岗位上工作过。
他在距离北墙大约四百米的位置停了下来，没有再靠近。然后他做了一件让我意外的事——他举起右手，不是投降的手势，而是把一个东西举过头顶，在夕阳最后一点余晖里晃了晃。不是武器，不是晶核，不是无线电。是一个很小的、被光线照得闪闪发亮的东西。
傅小杨调了调望远镜的焦距，眯着眼睛看了几秒，忽然放下望远镜转头看我，脸上的表情不是恐惧也不是紧张，而是一种很罕见的困惑——就像一个解了半天的数学题忽然发现答案可能不在题目里。
“何成局哥，他手里拿的是——一颗糖。大白兔奶糖。”
我重新举起望远镜。确实是。糖纸在夕阳下反着光，蓝色和白色的图案很旧了，糖纸边缘有点皱，被捏了很久的样子。那个男人把糖举过头顶，保持那个姿势整整十秒，然后放下来，把糖重新塞回工装内袋里，转过身去，面朝北边那团翻滚的赭色雾气，站住了。
他把后背对着我们。不是逃跑，不是投降，是他在等我们做决定。而他挡住的方向——是那团雾。这个动作的意思很清楚：我可以用后背对着你们，因为我的注意力在北边那个东西上。你们要是开枪或者射箭，我认。但我是来找人的，不是来打人的。
“唐玲在不在对讲机里？”我把矛头放下来，按下对讲机通话键。不到三秒唐玲的声音就传回来了。我把情况简短说了一遍，提到工装外套上“下关”两个字、绕碎砖的步态、手里那颗大白兔奶糖。
唐玲沉默了片刻，再开口时语气很稳：“三天前晚上那个力量型撤退时提到姓马的在北边有个东西叫‘大个儿’。这个人从雾里走出来，拿着糖，不拿武器，绕开碎砖。他不是跟姓马的一伙的。至少现在不是。让他进来，但不能进食堂——安排在器材室隔离观察。防务部全程戒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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