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导师是宪法学界最老派的那批学者，论文写的是“技术标准制定中的法律保留原则”。五十岁那年，他又拿了一个人工智能硕士学位，论文方向是神经网络在司法判决辅助系统中的应用边界。没有人知道联邦历史上是否还会出现第二个拥有工学博士、法学博士和人工智能硕士学位的人。
赵豫章说话极少，措辞精准。他在中枢决议会上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特点：从不率先表态。他的惯用开场白是“大家先谈谈”，然后从头到尾听完所有人的发言，最后用一句话定调。那句话往往不是结论，是方向。方向定下来之后，具体方案由国务委员会去细化。他从不参与细枝末节的争论，但每一个参与争论的人都知道，他会在某个时刻用一句话让所有争论变得多余。
此刻他坐在长桌顶端，面前摊着那份绝密文件夹，但没有翻开。他面前还放着一杯白开水，一个笔记本，一支没有笔帽的钢笔。笔记本是空白的。他没有记任何东西——至少目前还没有。
坐在他左手边的是第一副议长周济桓，五十六岁，办公厅长，中枢决议会的日常运转由他一手把控。他在联邦政府里的角色很难用一个词概括——他既不是政策的制定者，也不是政策的执行者，他是政策的“通道”。所有的文件、信息、请求、汇报，都要经过他的办公厅才能抵达赵豫章的办公桌。他控制着这个国家最高决策层的信息流。这意味着他有一个其他人没有的能力：他能决定议长先看到什么、后看到什么、不看到什么。
周济桓的履历比赵豫章更干净，但绝不更简单。北大法学本科，哈佛肯尼迪学院公共管理硕士，回国后在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干了十二年，从科员一路做到副主任。三十九岁那年被调到国务院办公厅，四十三岁升任办公厅副主任，四十五岁成为中枢决议会最年轻的成员。他的专长不是某一门学科，是“综合”——把不同领域的信息拼成一张完整的图，然后在这张图上标出每一条路通向哪里。他有一句私下流传的名言：“政策不是选最好的，是选不那么错的。因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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