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于本月早些时候通过了《神经技术振兴特别法》。这部法律的措辞比新坡的法案更激进：它明确将神经技术列为“国家战略技术”，给予最高级别的政策扶持和财政保障；设立总统直属的“神经技术振兴委员会”，由总裁亲自担任委员长，成员包括科技部、产业部、教育部、卫生福祉部等七个部门的部长；对神经技术企业免除五年全部企业所得税，之后四年减半；允许在指定经济特区内设立“神经技术规制沙盒”——在沙盒内，企业可以申请临时豁免部分监管条款，前提是提供充分的受试者知情同意和定期的安全数据上报。且全体数据仅能在本国信息中心存储，不得出境。法案中有一段被外交简报的编者用黄色高亮标出：“规制沙盒内完成临床验证的产品，其安全数据可作为正式注册审批的支撑材料——无论该产品是否已在沙盒外完成独立的上市前临床验证。”
赵豫章在这段话旁边用铅笔写了两个字，字体很轻，像是怕印到下一页——“谁验证？”他没有继续展开。因为他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韩国的法案文本里，而在未来几年后第一批从沙盒走出来的产品的长期跟踪数据里。而那个数据，现在还没有被任何人采集。
第三份文件是关于以列的。以列议会于上个月通过了一项更为简洁的立法——《神经接口技术促进与监管平衡法》。这部法律的篇幅只有前两部的三分之一，但条款的密集程度更高。它同时做了两件事：一方面，将侵入式神经接口列为“国家优先研发领域”，给予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人才引进特别通道；另一方面，建立了国内首个强制性神经接口术后登记数据库——所有在以列境内进行的侵入式神经接口手术，无论医疗机构性质如何，都必须在术后一个月内将受试者信息录入国家登记系统。法案附带的实施说明中特别注明：“登记数据不对外公开，仅用于卫生部的内部安全监测和长期流行病学分析。”
赵豫章在这段旁边画了双线。双线在纸面上很轻，但很直。以色列在“促进”和“监管”之间划了一条清晰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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