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走。
他想起女儿上次问他：“爸爸你为什么要去法院？”他说：“因为有些事情需要讲清楚。”女儿说：“那你讲清楚了吗？”他当时没有回答。今天他在旁听席上从头听到尾，律师讲了排异反应的持续性，讲了产品说明书上的承诺，讲了几份同样写着“亚临床排异”的报告。但他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讲清楚了”。因为他最想让法院知道的那件事——女儿每天凌晨还是会醒一次，盯着天花板，然后继续睡；早上问她睡得好不好，她说挺好的；她的手指在早餐桌上还是会摩挲杯子边缘——这些东西，在庭审记录里都没有出现。不是被删了，是它们不在证据目录里。证据目录里只有医学诊断和产品说明书。没有凌晨。
走出法院大门，盛夏的阳光白得晃眼。他在台阶上坐了一会儿，身边放着装证据材料的旧帆布袋。然后他把那包纸巾从帆布袋里拿出来，放在妻子手里，站起来，把帆布袋挎在肩上，往公交站走去。
苏瑾没有立刻从旁听席站起来。她把笔记本合上，等法庭里的人走得差不多了才起身。笔记本上只有一行字——“被告：‘极少数’。”
走出法院，她在门口的台阶上接到了律师的电话。律师的声音很平静：“庭审过程和预期差不多。核心争议还是那三条——产品标准、风险提示、政策执行。但有一个新情况——被告当庭强调原告已通过赋分制登记，不存在教育机会丧失。这个事实对原告方主张的‘损害后果’构成直接削弱。在这个先例下，第二个诉讼的边际收益不高。建议先观望，等法院对证据披露争议的裁定出来再评估下一步。如果商业秘密壁垒被突破，后续诉讼的证据基础会完全不同。”
苏瑾挂了电话，站在法院门口的花坛旁边。她看着何春生坐在台阶上的背影——他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把帆布袋挎在肩上，往公交站走去。她没有叫住他。她在花坛边站了很久，然后拿出手机，给律师发了一条很短的回复：“不加入诉讼。继续帮何春生整理证据。”
发送完成。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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