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朵已经褪色到接近灰白。他掏出手机，打开张薇昨晚发来的邮件。邮件内容很简短——她通知他奥姆尼新加坡实验室决定成立一个独立的伦理咨询小组，专门负责意识映射增强应用方向的伦理审查。安德斯·林奎斯特在最近一次内部论证会上态度有所软化，不再坚持立即推进健康志愿者测试，但希望伦理框架能在未来几个月内完成。
“他让步了，”张薇在邮件里写道，“不是因为被我或其他同事说服了——是因为数据。我给他看了你的回调数据——不是你的个人信息，是脱敏后的自主感波动与延时参数相关性分析。他看完之后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问了我一个问题：‘这套数据是用多长时间换回来的？’我告诉他，从你第一次测试到回调结束，中间经历了很多个不同的调整阶段。他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如果是这样，那在意识映射的增强应用中，我们需要比现在计划的长得多的安全观察期。不是因为技术做不到，是因为人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才能确认自己还在。’他说完这句话之后，我知道我们可以开始合作了。”
周明远把这段话看了两遍。安德斯·林奎斯特。他不认识这个人，但这个人的问题——“这套数据是用多长时间换回来的”——让他觉得这个人至少明白一件事：没有任何数据不是从实验室里自动长出来的，它是被活人用自己的神经系统一点一点走出来的。
他往下翻到邮件末尾。张薇提到了一件事：玛丽亚·冯·舍勒——欧盟神经权利框架公约的首席伦理顾问——将在本月底参加一个全球神经伦理研讨会，届时安德斯也会出席。“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帮你申请旁听名额。不是让你发言，只是让你听。你不需要准备任何东西。”
他盯着“你不需要准备任何东西”这几个字，忽然意识到张薇以前从没用这种语气跟他说过话。以前她总是需要他做些什么——做测试、报数据、提供主观体验报告——每次沟通都带着明确的实验目的。现在她只是让他去听。不是研究，不是数据采集，不是合作。只是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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