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条措辞都反复推敲过，每一个限制条件都尽可能写清楚。第三条关于“第三方独立伦理审查”的条款被他用红笔圈了好几次，每次修改都在“残疾人权益代表”后面加了一些限定——最初写的是“至少一名残疾人权益代表”，后来改成“至少一名残疾人权益代表或监护人”，再后来改成“至少一名残疾人权益代表（或其监护人），且该代表对审查结论拥有否决权”。他盯着“否决权”这三个字看了很久。否决权是极重的权利，大部分伦理审查委员会只会让外部代表拥有建议权，而不是否决权。但他把这条留了下来——没有删，也没有改。然后他从抽屉里拿出那枚封存盒，盒盖上被他反复写的“等”“待”“新”“安”几个字已经叠得有些模糊。他用拇指在盒盖上又写了一个字——“寄”——也许寄出去的这份合作意向书不会被任何人接受，也许会被认为条件太苛刻、不愿意妥协的条款太多。但他必须先把它写下来。不是为了说服别人，是为了在未来的某一天，如果有人想绕过这些条款，他至少有一份书面的证据，证明他曾说过不。
他正在把合作意向书的最终版本逐条誊写到邮件正文里——不是作为附件发送，而是直接写在邮件正文中，确保每一行字都无法被忽略——屏幕上弹出了一封新邮件。发件人：张薇。邮件内容很简短，大意是她在一次国际学术交流中通过交叉引用注意到陆沉在神经信号解码领域发表的一系列算法研究，对其中关于语言中枢传导异常的非侵入式解码方法很感兴趣，想邀请他进行一次线上交流。
陆沉读完邮件之后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三下。张薇——星核科技的前神经接口专家，目前在奥姆尼新加坡实验室负责神经可塑性与双向适应机制研究。他知道她的名字，读过她的论文，知道她曾经是周明远的项目负责人。他不知道的是，她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找上他。是学术合作？是技术咨询？还是奥姆尼在扩张意识映射项目时需要更多的神经解码算法来完善他们的映射架构？他把张薇的邮件重新看了一遍，注意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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