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应及时就医。”
他靠在椅背上，把这行字读了三遍。第一遍读“减少高强度持续性脑力劳动”——这个建议和往年的体检建议措辞几乎一样，但往年用的词是“建议适度减少”，今年用的是“建议减少”，少了“适度”两个字，分量重了不少。第二遍读“避免长时间处于高度应激状态”——往年没有这句话。这是今年新加的。第三遍读“如有心悸、胸闷、眩晕等症状反复发作，应及时就医”——他想起上个月那次发作。整个房间在旋转，天花板上的灯管在视野里缓慢歪了过去，他双手扶住桌子，指节发白，在脑子里默念α、β、σ的推导过程才撑过去。那次不是第一次，大概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他把体检报告折好放进抽屉，和那本父亲的习题集并排。习题集最后一页那行字还在，虫洞也没有变得更大。他想起父亲——那个在县城中学教了三十年数学的男人，五十九岁死于心肌梗死，走的时候手边没有任何急救药。他今年五十八岁，抽屉里有急救药，体检报告上的建议栏一年比一年措辞更重。他不确定哪一种结局更令人不甘心——是像父亲那样来不及吃药就走，还是坐在长安街上的这间办公室里，抽屉里随时有药，但每天都在和那条越来越近的建议栏赛跑。
他拉开抽屉，取出速效救心丸。这瓶是新开的，才用了不到两周又空了小半。他含了几粒药丸在舌下，微苦的药味慢慢散开。窗外长安街上的车流在傍晚的逆光中汇成一条细长的河。他闭上眼，感受着心跳正在缓慢地恢复到正常节奏。然后他睁开眼睛，把上次那张便签从台历下面抽出来。便签上最后一条——“以上事项如在本人因健康原因无法继续履职前未能全部完成，请秦铭同志代为协调推进。”他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拿起笔，在旁边又加了一句——“另：建议在下一次干部调整时物色合适的接替人选。条件：理解赋分制的临界阈值逻辑，且能承受每季度重新评估的工作强度。”然后他把便签重新压在台历下面，继续批阅桌上那摞第四次季度评估的筹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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