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参数文档，在每一个关键指标旁边都标注了数据来源——“被试ZY-01，回调后长期稳态随访数据”。周明远看到这行字时手指在纸面上停了一下。ZY-01是他。他的数据现在变成了下一代接口的安全基线——不是作为被试数据被引用，而是作为一种经过验证的、有完整长期安全性记录的参数配置，被写进了产品研发文档。这意味着以后所有新入职的工程师，在设计神经反馈回路时，都会看到这行标注——“基于被试ZY-01的长期稳态数据，建议延时参数不短于该阈值。”
他把文档合上，在签字栏签了自己的名字。评审会结束后，他收拾东西准备下班。孟总在门口叫住他，说架构组想在下一版安全参数文档里补充更详细的回调阶段数据分析，问能不能请他再配合做一次深度的神经心理学访谈。不是测试——是访谈。他想了想，说可以。孟总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想到了另一件事——张薇邀请他参加全球神经伦理研讨会的旁听，他还没回复。评审会上的安全基线文档、下周要做的深度访谈、张薇邮件里那句“这套数据是用多长时间换回来的”——这些事一起涌到脑子里，让他觉得某种之前还很遥远的东西正在加速逼近。他拿出手机，给张薇回了一封极短的邮件：“旁听名额，我申请。”张薇的回复几乎是秒到：“收到。”
九月下旬，周明远坐在家里书房的电脑前，屏幕上显示着一个视频会议软件——全球神经伦理研讨会。会议采用的是混合模式，现场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的一间环形会议厅里，线上接入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旁听者。他把音量调到刚好能听清的程度，靠在椅背上。
屏幕上的发言人正是玛丽亚·冯·舍勒。她比他在新闻照片里看到的更瘦一些，头发灰白，穿一件深蓝色的西装外套，领口别着一枚极小的银色胸针。她的英语带着很轻的德国口音，每一个词的发音都清晰而克制，像是在实验室里称量试剂。
“欧盟神经权利框架公约的第二十一条，是关于意识映射的禁令。我很清楚，在座的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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