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集中在中间偏低的位置,没有出现极度落后的超低分个案,但积分最低的一组在年龄和行业分布上有一个明显的特征: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的中年工人和服务业的基层从业者。
她在这个格子上画了一个圈——和韩世清在所有季度评估简报上画的圈差不多大。
然后她翻到数据包最后几页——试点参与者的退出申请记录。退出的绝对数量不大——试点覆盖面本身不大——但退出人群的特征让她把铅笔拿了起来。退出申请主要来自三个群体:效能分被自动公开后发现自己排在同事视线中的中年基层员工、效能认证中出现排异相关短期波动的植入者、以及有未成年子女且子女尚未植入的家庭中父母一方。最后一个群体的人数不多,但退出申请中附带了一个她在数据表中无法量化的备注字段——“本人退出效能认证,但请确认是否会影响子女在学校的效能数据关联。“
方涵在这个备注旁边打了一个很小的问号——用铅笔,不是红笔。她没有现成的答案。她把问号留在那里。
芒种前两天,张薇的论文《性别差异作为神经接口排异预测因子:多中心随访数据的初步证据》在日内瓦的一份国际同行评议期刊上正式发表了。
这篇论文在她草稿箱里躺了很久。收件人的位置直到最后也是空的——不是因为她不敢发,是因为她一直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把附录B中涉及的亚洲几个国家的数据授权条款逐一逐条清理完毕。那些数据的采集跨越了不同的伦理审批框架和不同版本的数据使用协议——有些亚洲国家的研究伦理委员会不允许匿名数据被用于跨国比较研究,除非研究对象本人签署了专门针对跨国分享的补充同意书。张薇花了很长时间才把所有法律文件补齐。她在论文的致谢部分写了很简短的一段话——“感谢所有在签署同意书时不知道自己正在为这篇论文提供数据的被试。你们之中大多数人和我永远不会见面——但能使用你们的数据是我的荣誉。“
论文的核心论点是她在中科院内部数据库摘要中早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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