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开会是怎么确定的幅度？"
施图德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
"那时候的调整幅度比较大，主要是因为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二年之间，基础水平定得太低。
当时我们刚刚接手国家经济，大部分工业基础设施还在恢复期，许多工厂只有三分之一的车间在运转。
一九二二年底的初步调查显示，即使在主要工业城市，一个四口之家的工人家庭，月收入中有将近六成花在食物上。
这个比例意味着没有余力去支付教育、医疗和适当的休闲——连基本的文化消费都谈不上。"
"所以我们在一九二三年初启动了一轮较大幅度的调整。"
施图德继续说，
"基础工资提高百分之三十五，同时规定各工厂食堂提供补贴性的平价工作餐，把食物支出的比例降下来。
那一年增加的财政支出中，有将近七成是通过对高收入群体征收累进所得税来对冲的。
效果比预想的好——一年之后，工人的实际购买力上升，市场需求开始拉动第二产业扩张，产生了正循环。"
施图德从文件堆里抽出一份一九二四年的旧文件，翻到其中一页，上面印着一张简洁的表格，列出了各主要行业的薪资区间和对应的消费指数。
他把这份旧文件跟面前新修订的版本并排放在桌面上。
"从一九二四年开始，调整的频率从每年改为每两年一次。
我们的理由是：
在快速恢复的阶段过后，薪资调整的节奏需要从'追赶'转向'校准'。
当时的政策文件里写得很清楚，我们追求的不仅是让工人吃饱，更是让他们从'为生计而劳动'过渡到'为生活而劳动'的状态。"
韦格纳把那份旧文件拿起来看了几秒，然后放回桌面上。
他的目光从那些泛黄的纸页上移开，落在窗外那片被阳光照亮的街道上。
有人正沿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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