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相对的安全。
1922年11月，刻律德拉抵达上海。
公共租界确实是个奇特的地方：西式建筑林立，外国巡捕巡逻，银行和商行繁忙运作。但同时，周围是中国的城市，底层民众的生活与租界的繁华形成对比。
刻律德拉租了一间公寓，在法租界区域。她开始学习中文更深入，阅读中国报纸，观察社会变化。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后期。北洋政府名义上统治，但实际权力分散。南方有孙中山的国民党在重组，北方有张作霖、冯玉祥等军阀割据。
刻律德拉在上海遇到了各种人：外国记者、中国知识分子、商人、革命者。她谨慎地建立联系，特别是那些对法西斯主义有警惕的人。
一天，她在咖啡馆遇到了一个意大利记者——安东尼奥，刚从罗马逃出来。
“墨索里尼在清洗。”安东尼奥低声说，“报社被控制，反对派议员被威胁，工会领袖被捕。黑衫军成了实际上的警察。”
“民众反应如何？”刻律德拉问。
“复杂。”安东尼奥说，“有些人欢呼——他们厌倦了混乱，渴望‘秩序’。有些人恐惧但沉默。少数人在反抗，但力量分散。”
他看向刻律德拉：“你不回国是对的。如果你回去，可能会被盯上——退伍军人，有战斗经验，思想独立。法西斯需要的是服从，不是思考。”
刻律德拉感到一阵寒意。她的祖国正在变成她前世见过的专制国家：压制思想，控制媒体，用民族主义包装独裁。
“意大利会走向哪里？”她问。
安东尼奥苦笑：“墨索里尼说要恢复罗马帝国的荣耀。这意味着扩张，军事化，更多的控制。我看过他的演讲——‘我们要纪律，我们要力量，我们要征服’。”
征服。这个词让刻律德拉想起日本军官的言论。不同的国家，相似的逻辑：用对外扩张转移内部矛盾，用民族主义凝聚支持。
“万劫不复，只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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