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星报》是沈安澜在竹海深处那个哨站里，一盏油灯、一截木炭、一叠用竹片削薄了做成的“纸”，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不是印的，是写的。她写了好几个晚上，写到手指磨破了，写到木炭换了好几根，写到油灯的油添了又添。陈望坐在旁边，看着她写。没有帮忙，没有打断，没有说“你歇歇吧”。他知道她不会歇。这事在她心里憋了太久，从七岁憋到十一岁，从劫粮车憋到烧高塔，从据点憋到通缉令，憋了整整四年。再不写出来，她会憋坏的。不是身体憋坏，是心憋坏。心憋坏了，人就废了。
第一期《赤星报》只有一页。不是不想多写，是竹片不够，木炭不够，油灯不够，时间不够。一页，八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你们一天背多少筐矿石？第二个问题：一筐矿石能卖多少钱？第三个问题：领主给你们多少粮食？第四个问题：剩下的钱去了哪里？第五个问题：你们的工钱够买什么？第六个问题：你们的工友被抓走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第七个问题：你们的孩子长大了，还要继续背矿石吗？第八个问题：你们想不想站起来？
没有答案。答案不在纸上，在每个人心里。沈安澜不写答案，不替别人想。她只负责把窗户纸捅破。捅破了，光就能照进来。照进来了，人就能看清东西。看清了，就知道该怎么做。不需要别人教，不需要别人替他们做决定。他们自己会决定。因为他们不是傻子，不是天生就该被人踩在脚下的泥。
陈望看着那八个问题，看了很久。油灯的光照在他脸上，把他脸上的皱纹照得深深浅浅，像一道道干裂的河床。“这八个问题，你从哪想来的？”沈安澜把木炭放在石台上，拍了拍手上的灰。“不是我想的。是他们问的。老赵问过我，阿朗问过我，石根生问过我，小梅问过我。那些蹲在墙角、饿得眼睛发绿、等着有人给一口吃的人，也问过我。他们用眼睛问的。眼睛不会说话，但比说话更响。我听到了，就把他们的问题写下来。不是替他们问，是他们自己问的。我只是帮他们把问题写在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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