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盖着这座伤痕累累的城邦，但很密。密得连风都似乎被分割、被阻挡，只能在旗杆与布条间打着旋，发出呜呜的、仿佛低语般的声音。
老赵蹲在粮仓门口被烟火熏黑的门槛旁，看着那些旗。他的膝盖还肿着，是昨天顶着盾牌抵住冲撞时留下的伤，腿还瘸着，每动一下都钻心地疼，但他的脸上有笑。那笑不是从嘴上来的，不是咧开嘴露出的牙齿，是从心里一点点漫上来的，顺着皱纹的沟壑流淌，最后沉淀在浑浊却清亮的眼底。心里有笑，嘴上就藏不住，哪怕只是嘴角一丝几乎看不见的牵动。他蹲在那里，手里端着一碗昨夜剩下的、已经凉透了的稀粥，粥是凉的，但他没喝。他在看旗，看着那些在清晨的风中奋力飘抖的红色布条。他的眼睛里有光，那光不是东边刚爬上山头的太阳照进去的，是从他自己身体深处，从他那副饱经风霜、几乎耗干的骨头缝里发出来的。像是被什么东西——也许是那些旗，也许是昨夜并肩吼出的那句“不退”，也许是此刻脚下实实在在站着的土地——给点燃了的光，亮得甚至有些刺眼，刺得他自己都微微眯起了眼。
阿朗站在城墙的另一段，把打完最后一颗子弹的长枪靠在一旁垛口上，也在看旗。他在数那些旗，不是数有多少面——数不过来——是数那些插旗的人影。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认识的那些人，是他在潮湿闷热的竹海里一起匍匐训练过的兄弟，是在云雾山陡峭的山坡上一锄头一锄头开过荒的伙伴，是在这个城门口，冒着冷雨一起将有限的粮食分给更多双饥饿的手的同志。他们以前是矿工，脸上总蒙着一层洗不净的黑灰；是码头工人，脊背被沉重的货包压得过早佝偻；是贫民窟里挣扎求存、目光躲闪的影子；是菜市场为半个铜板争执不休、满脸市侩的小民。现在，他们站在自家或别人家的屋顶上，踩着残破的瓦片，小心翼翼地将绑着红布的杆子插进烟囱的缝隙里、插进松动的瓦缝里、插进土墙的裂缝里。插完了，直起腰，拍拍手上的灰，就站在那里，望着那面自己亲手立起来的、简陋的红旗在风里飘。阿朗看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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