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仍想奋力扑腾的翅膀，倔强地不肯落下。但那面旗还在飘，每一次扬起、垂下、再扬起，都像是一个疲惫却不肯停歇的呼吸。举旗的是一个老人，头发全白了，胡子也白了，乱蓬蓬地纠在一起，背驼得厉害，几乎弯成了弓形，但那双握着旗杆的手却很稳，骨节粗大，青筋虬结，旗杆紧紧夹在腋下，稳稳当当的，仿佛那旗不是举着的，而是从他肩胛骨里长出来的一部分。他身后跟着三十多个人，拉成了一条松散却未断开的线。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的背着巨大的、用麻绳捆紧的包袱，有的手里紧紧牵着懵懂的孩子，有的空着手，但手指都蜷着，仿佛曾紧握过什么。他们的脚步深浅不一，却奇异地踏在同一个缓慢而沉重的节奏上，噗嗒，噗嗒，碾过土路上的浮尘。他们的衣服五花八门，补丁叠着补丁，颜色灰败，脸也各不相同，有的被汗水冲出几道白痕，有的蒙着厚厚的尘土，只有眼睛是亮的。但他们都看着同一个方向——看着沈安澜走来的方向，眼神浑浊，里面混着长途跋涉后积攒的、近乎麻木的疲惫，和望见目标时骤然点燃的、微弱的期待。
沈安澜走到老人面前，约莫三步远的地方，停下来。她没有立刻说话，只是站在那里，微微仰头，看着那面几乎要戳到灰白天空的旗。旗杆是普通的木杆，表面的树皮早已剥落，被无数双手摩挲得光滑，甚至有些地方泛着黯黯的油光。旗面在风中抖动时，发出细微的、嘶啦嘶啦的声响，像是随时会碎裂。旗的红，不，那已经不能算红了，褪成了浅淡的、发白的粉，像被岁月反复搓洗后残留的一点血痕，但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那面旗。那是她缝的，在很多个油灯如豆的夜晚，在第三城邦还没有名字、更没有插上任何旗帜之前。有人从粮仓门口那堆杂物里拿走了它，针脚是她一针一线挑的，匀称而紧密，布边是她亲手锁的，用的是能找到的最结实的线。现在它回来了，以这样一种褴褛而倔强的姿态，带着一路的风霜、尘土和或许还有未曾洗净的血迹，回到了她面前。
老人也停下来，抬起那双被深深皱纹挤成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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