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日本侵朝图谋，稳固东亚宗藩格局，极大提振了大明国威。
此时的万历，勤政、睿智、果决、有担当，牢牢掌控朝政、军政、财政，皇权高度集中，国家运转高效有序。如果万历的一生止步于此，他必将是明朝数一数二的圣明君主。
但历史的转折，始于张居正之死与君臣关系的彻底破裂。
亲政日久，万历逐渐厌倦文官集团的规训束缚。明代文官体系极强，以礼法、祖制、道义约束帝王，动辄上疏谏言、指责君德、干涉皇室私事。万历自幼被严格管教，长期压抑的逆反心理在亲政后彻底爆发。加之清算张居正后，他看透朝堂党争、虚伪倾轧：文官嘴上皆是仁义道德，实则结党营私、争权夺利、派系对立严重。
由此，万历心态发生质变，从积极勤政转为消极厌政。
自万历十五年开始，帝王开始逐步怠政，此后近三十年，创造了中国历史罕见的“不临朝、不见臣、不批奏、不补缺、不御朝”的帝王统治模式。这并非单纯懒惰，而是万历对文官集团的极端消极对抗。他不愿被文官裹挟、不愿做朝堂傀儡，便以“无为不治”的方式，放弃行政，冷处理整个朝廷。
可帝王赌气式的消极对抗，代价是整个国家的瘫痪。
三十年怠政，造成了明朝致命的内伤：六部九卿大量官位长期空缺，官员无人任免、政务无人处理；地方州县官员缺额严重，吏治松弛、贪腐复燃；朝廷对地方管控弱化，土地兼并再度加剧；边防军备渐渐废弛，军饷拖欠、士卒疲弱；中枢长期停摆，党争无人压制，东林党、齐楚浙党派系对立愈演愈烈，朝堂撕裂日益严重。
国家看似无大乱，实则元气逐年耗空、制度层层崩坏。
除了怠政，万历另一大历史污点是奢靡敛财、滥用矿监税使。
中年之后，万历私欲渐盛，大肆修建宫殿、耗费内帑，为满足奢靡开支，派遣大批矿监、税监奔赴天下。宦官四处搜刮民财、鱼肉百姓、敲诈地方，制造无数民变与冤案。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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