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保尔森沉默了一下，然后开口。
“我看到了。关于我和伯南克的那一段……LanCe，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这个。它对我，对我们在华盛顿现在的处境，意义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谢谢你。”
一个执掌着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六十二岁男人，在电话里对他说“谢谢”。这句话说得有些艰难，也有些郑重。
“我只是写了我看到的事实。”
陆泽的语气依旧是淡淡的，没有丝毫居功的意思，“换一个人坐在你的位置上，那个周末，可能早就放弃了。历史不会去记昨天的投票结果，部长先生。历史只会记得，在系统离崩溃只剩几个小时的时候，谁还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你承担了你该承担的东西，所以我写了那一段。仅此而已。”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
保尔森大概没料到他会把话说得这么直、这么淡。这没有一点奉承的感觉，毕竟奉承会说得更满、更热络。这更像一种就事论事的、冷静的承认，而正是这种冷静，让那份承认的分量重得多，也让保尔森心里更加沉甸甸的。
“……总之，谢谢你。”保尔森最后又说了一遍，“还有那些话。今天早上的市场，是你托住的。盘前标普已经反弹了……”
“部长先生。”陆泽打断了他。
他的声音不高，但足够让保尔森停下来。
“不要被今天的反弹骗了。”
床边的陆泽揉了揉眉心，彻底清醒了过来。他的语气变得清晰而冷硬。
“我在信里写‘信心会回来’，那句话是说给市场上那几千万散户和机构听的。但你我都清楚，我这封信，还有那一百亿，治不了病。它只是一剂肾上腺素，一剂强心针。那些银行的状况本质上没有改变。”
“它给你争取的，最多是四十八到七十二个小时。”
陆泽说，“一个窗口期。当这剂药的劲过去，如果国会那边还是什么都没有，如果市场发现，连我的背书、连华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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