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一个有现金流的企业，那它用经营收入来还。如果是一个修路、修桥的基础设施项目，它的收入要很多年以后才能回来，有的可能永远回不来。那这笔贷款靠什么还？"
"如果这些贷款是按照项目本身的风险来定价、来审批的，那问题不大。可如果在很短的时间内，要放出一笔非常大的量，银行就很难按照正常的风险标准一笔一笔去审。"
他用开玩笑的语气说。
"我们几年前刚处理完一次银行的不良资产。剥离、注资、改制、上市，前后花了好几年，代价很大。我可不希望几年以后再做一遍。"
财政部长笑了笑，没有反驳。
"老周的担心我是知道的。"
他对陆泽说，"可外面的情况要是真的严峻的恶化下去，订单没了、工厂关、人回家，那就不是几年以后的问题了，是明年春天的问题。"
两个人说完，都看向了陆泽。
陆泽明白这个分歧不是今晚才有的，在北京的会议室里大概已经争了好几轮。他们并不指望一个外人来裁决。但一个刚刚把美国银行体系拆开讲了一遍的人，对这件事会怎么看，他们还是想听一听。
陆泽想了想，没有急着回答。
他很清楚，这个问题上他不能站边。一个持美国护照的私人投资者，在中国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之间表态支持哪一方，既不合适，也没有任何意义。
更何况，他知道这件事最后会怎么发展。但正因为知道，他更不能说。
"我对你们政策上的选择。"
他说，"我只能从我自己的位置，说一说一个外部投资者会怎么看这件事。"
"请讲。"周行长说。
"如果我是一个要给中国资产定价的长期投资者，"
陆泽说，"我最关心的其实不是刺激的规模。不是说它那个数字不重要，而是它一宣布出来，第二天就会被所有人知道，它会反映在价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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