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泽把水瓶放回凹槽，“中投今年在黑石身上亏了差不多一半，在大摩的可转债上也浮亏严重。国内现在对他们把外汇储备投给华尔街机构的批评声很大。在目前的舆论环境下，哪怕他们有兴趣，也绝不可能在一个非正式的饭局上做出任何承诺。”
“那他们管什么？”
“管宏观定性，管政策边界。”陆泽说，“还有，看看我到底是不是纽约报纸上写的那种只认钱的疯子。”
伊莎贝拉挑了挑眉毛。“结果呢？”
“结果是我告诉他们，我不但不是疯子，而且我很赞成他们不把自己的银行体系全盘托付给华尔街发明的那些金融衍生品。”
陆泽从西装内袋里摸出那张白底黑字的名片递了过去。
伊莎贝拉接过来，借着车顶昏暗的阅读灯看了一眼。名片很朴素，上面只有职务、名字和一个位于北京成方街三十二号的办公电话，她收在公文包里。
伊莎贝拉沉思了片刻。“华尔街现在所有有野心的基金经理都在盯着中国。高盛合伙人每个月都要飞一趟北京，大摩在那里建立了全资或者合资的投行团队。
甚至于桥水的瑞·达利欧，我听雷曼以前做宏观配置的同事说过，达利欧从八十年代就开始往北京跑，甚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把他十一岁的亲儿子送到北京的公立学校去寄宿了一年。”
她看着陆泽：“很多人觉得，要在那个市场拿到真正的特权，就必须走达利欧的路子——花二十年去证明自己的诚意，建立一套超越商业周期的私人友谊。我以为你今晚也是打算往那个方向迈出第一步。”
陆泽侧过头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建筑剪影。那是华盛顿特有的联邦新古典主义风格，厚重的白色花岗岩立柱在夜色中显得冰冷而森严。
“很多人的看法大体上没错，而且达利欧做得最聪明，也很有毅力。”
陆泽评价道，“在二十年前，当整个西方金融界还把那片土地当成铁幕后方的落后农业国时，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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