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暴雨天。他的C-47运输机在跑道上滑行时，轮胎溅起的水花高达数米。他走下舷梯，没有打伞，任由雨水浇透他的军装。他身材中等，面容清癯，两鬓已经斑白，但那双眼睛依然锐利如鹰。他是中国驻印军的副总指挥，是黄埔一期出身的老将，是在长城抗战中流过血的军人。他的到来，像一块巨石投入动荡的水面，让那些躁动的涟漪渐渐平息。
杨希真站在人群中，看着郑洞国与韦瑟尔斯握手。那个画面很有意思——一个中国中将，一个美国准将，在暴雨中相视而立，没有过多的寒暄，只是用力握了握手，然后同时转向地图。那一刻，杨希真感到某种东西在悄然改变。
杨希真偶尔随同布林德参加到指挥层的军事会议中，发现接替柏特诺的韦瑟尔斯相对更低调务实，可靠得多。韦瑟尔斯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身材魁梧，说话带着浓重的德州口音。与柏特诺那种在地图前指手画脚的做派不同，韦瑟尔斯更喜欢到前线去。他的军服上总是沾着泥点，靴子上永远有新鲜的血迹——不是别人的，是他自己在战壕里摔跤蹭破的。
韦瑟尔斯清楚自己实战经验不足。他在西点军校教了多年战术，但真正指挥这种残酷的巷战还是头一遭。所以他采取了一种在美国军官中极为罕见的姿态：谦逊。一方面，他常到前线巡视掌握状况，与中美士兵同吃同住，甚至学会了用蹩脚的中文说“挖战壕“和“手榴弹“；另一方面，他认真听取中方各级将领的合理化建议，不再盲目进攻。
在指挥方面，韦瑟尔斯充分尊重郑洞国，不时虚心请教，等于把调度中美联军的指挥权实际交给了郑洞国。这种“让权“在美军将领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韦瑟尔斯做得自然而又诚恳。他知道，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在这些用血肉与他并肩作战的中国人面前，军衔和国籍都不如胜利重要。
郑洞国同样深知自己任务艰巨。国内战事一塌糊涂，河南丢了，长沙丢了，衡阳正在血战。前线武器弹药急缺，国内战场几近休克，唯有尽快打通密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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