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开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左肩的绷带边缘渗着淡黄色的组织液。听到外面的喧哗，他沉默地站起身，走到潘裕昆面前，用那双缠着绷带的手敬了一个不太标准的军礼。
“师长，顾岩盛请求加入敢死队。“
潘裕昆看着他缠着绷带的手，眉头紧锁：“你的手连枪都握不住，怎么去？“
“握不住，就绑住。“顾岩盛的声音平静，像一块淬过火的钢，“我熟悉日军火力点分布，能呼叫炮兵。让我去吧，这是私仇，也是公义。“
潘裕昆盯着他看了很久，最终点了点头。
8月3日凌晨，雨又下了起来。
由104人组成的敢死队在当地华侨带领下，冒雨绕到西打坡日军防线临江的东侧。带路的是个五十多岁的广东籍华侨，姓陈，在密支那开了一辈子的米铺，日军进城后他的铺子被征为粮库，儿子被日军刺刀挑死在街口。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蓑衣，像一缕在雨夜中飘行的幽灵，带着敢死队穿过一片被炸毁的橡胶林，绕过日军布置在江边的最后几道警戒哨。
江水在黑暗中咆哮，雨点砸在江面上，溅起无数白色的水花。敢死队员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泥泞的江滩上，每个人的嘴里都咬着一把匕首，手里攥着手榴弹或***。顾岩盛走在队伍中间，步话机用防水布裹着背在背上，话筒的导线从脖子前绕过来，用一根布条固定在喉结下方。他的右臂和胁下用绷带紧紧绑着一把春田步枪，左手托着枪托，右手的手指——那几根刚刚愈合、还缠着薄薄纱布的手指——搭在扳机上。每走一步，枪身就摩擦着肋部的伤口，但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他们在橡胶林里潜伏了两个小时，像一群等待猎物的狼。
次日拂晓前，天色最暗的时刻，敢死队已楔入日军阵地核心。
日军完全没有料到会有人从临江的绝壁方向摸上来——他们认为那里是天然屏障，联军不可能攀爬。但敢死队员们用刺刀凿进湿滑的岩缝，用牙齿咬着手榴弹的拉环，一点一点地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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