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我们驱车返回城里。拥挤的村落公路上，车载音乐的悦耳，窗外是云南深秋萧瑟的景色。就在车子驶入城郊结合部那片混乱街区时，我的手机响了。
是小舅。
“阿一啊，你跑哪儿去了？店里收到你一封信，看样子挺要紧。”小舅的声音透过电流传来，带着点惯常的埋怨。
“信？谁寄的？”我的心立刻提了起来。
“我哪知道？全是外国字儿，就收信人是你名儿。赶紧过来拿！”
挂断电话，我对大头说：“把我妈送回家后去店里，有我的信。”
现在任何一封看似平常的信件，都可能是一条关键的线索，或者一个致命的陷阱。经历了这么多，我们对“意外”已经变得极度敏感。
古玩店依旧坐落在老街人流量最大的中心地带。推门进去，熟悉的陈旧木料和灰尘气味扑面而来。小舅正趴在柜台上，就着一盏老台灯，用放大镜仔细研究一件新收来的青花小罐。
我瞥了一眼，胎质、釉色、画工都透着股刻意做旧的匠气。“东西是老的，民国的，”我随口道，“但画片太俗，冲线明显，修过。忽悠刚入行的小白还行，遇到懂行的，撑死千把块。”
“臭小子！”小舅摘下眼镜，没好气地瞪我，“一回来就戳你舅的肺管子！我不打电话，你是不是都忘了还有这么个店，还有这么个舅了？”
“我的错我的错，”我赶紧赔笑，凑上前，“最近确实事情多，脚不沾地。信呢？在哪儿？”
小舅见我神色焦急，也不再调侃，转身从柜台最下面的抽屉里，取出一个米黄色的普通标准信封，扔在柜台上。“喏，就这个。看着挺平常，不过我摸过，里边好像有硬东西，像是照片。”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和大头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紧张。
信封确实平常，国内随处可见的那种，贴着一张国际邮票，邮戳模糊，只能辨认出发自日本。收件人是我，地址是古玩店，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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