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下午。
陈远达正坐在办公桌前看陈大鹏整理的那份时间轴补充材料。
桌上那部红色座机响了两声，他接起来。
澳方联络官的中文不算流利，但措辞很正式：
“陈先生，我方已经收到国际刑警组织转发的红色通报。
赵亦可的信息已经录入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的本地执法系统。
但仅凭红色通报，我方无法直接采取强制措施。”
陈远达愣了一下，没有接话。
“如果需要申请搜查令或临时羁押令，中方需要提供更具体的证据材料——
尤其是她在悉尼的实际住址信息、以及能够证明她从事洗钱或操纵市场活动的直接证据。
红色通报本身只是通报性质，在澳大利亚法律框架下不构成逮捕依据。”
“明白。”
陈远达的声音很冷静：
“我们会尽快准备补充材料。”
挂了电话后。
他靠在椅背上想了一会儿，然后拨了胡昱珩的号码。
电话响了两声接通了。
“胡主任，澳方那边有回复了。
红通令录入了系统，但执行层面需要补充材料。
他们要求我们提供更具体的住址信息和证据材料，才能申请搜查令。”
胡昱珩在电话那头应了一声：
“需要我们这边提供什么？”
“蒋冬梅的供述材料，把涉及赵亦可的那部分摘出来——
尤其是她承认顺安农业和远达贸易是赵亦可安排设立的那几段。
白江飞U盘里的转账记录摘要，还有加拿大通道的银行流水。
整理成一份中英文对照的材料，通过外交渠道正式递交。”
“好，我下午就安排人整理。明天之前给你。”
“另外——”
陈远达顿了一下，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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