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四年冬，天津法租界。
暮色四合，街道两侧的法式建筑在昏黄的路灯下拉出长长的阴影。沈砚之裹紧灰色棉袍，低头快步穿过维尔杜路，身后留下一串浅浅的脚印——昨夜刚下过一场小雪。
“掌柜的，两斤槽子糕，包严实些。”
他在“德顺斋”糕点铺前驻足，声音压得很低。柜台后的老掌柜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转身取货时，用几乎听不见的气声说道：“法国巡捕房今天抓了三个人，里面可能有‘货郎’。”
沈砚之的手指在柜台上轻轻敲了三下，这是“知道了”的暗号。接过油纸包时，一张薄如蝉翼的纸条滑入他的袖口。
走出店铺二十余步，拐进一条背阴的胡同。沈砚之借着月光展开纸条，上面只有一行小字：“明晚八点，老龙头火车站，三号货仓，货物抵达。”
他把纸条塞进嘴里嚼碎咽下，呼出的白气在寒夜里凝成霜。五年了，自从父亲沈崇山在戊戌年那个血色的清晨被押赴菜市口，他就接过了这副担子——表面上经营着天津卫三家绸缎庄的少东家，暗地里却是同盟会北方支部“山海关联络站”的负责人。
这五年间，他眼见着维新派的血流干，又看着革命党的头颅一颗颗挂在城墙上。朝廷的鹰犬从未放松对“乱党”的追捕，尤其是在袁世凯出任北洋大臣、坐镇天津之后，这座九河下梢的城市成了暗探与革命者较量的修罗场。
“少爷，您可回来了！”刚踏进沈宅后门，管家老赵就迎了上来，脸色发白，“顺天府的张师爷来了，在前厅等了半个时辰。”
沈砚之心里一沉，面上却不动声色：“可说是什么事？”
“说是……绸缎庄今年的‘例敬’还没送去。”
例敬。沈砚之嘴角浮起一丝冷笑。这些年，朝廷的官吏们变着法子敛财，所谓“例敬”不过是明目张胆的勒索。他整了整衣袍，向前厅走去。
前厅里，炭火烧得正旺。一个穿着五品文官补服的瘦削男子正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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