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年，春寒料峭。
北京的春天来得比山海关晚得多。都三月了，护城河的冰还没化尽，风一吹，依然冷得刺骨。沈砚之站在陆军部衙门的窗前，看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光秃秃的枝丫，心里说不出的烦闷。
来北京三个月了。
三个月前，他带着部队在南京接受了整编——三千乡勇缩编成一个团，他由“光复山海关的义军统领”变成了“北洋政府陆军部少将咨议”。名头好听，实际是明升暗降，手里没了兵权，整日在衙门里看那些冗长的公文，听那些无聊的会议。
“咨议”，就是给人提建议的。但没人真听他的建议。
袁世凯把他调到北京，表面上说是“借重英才”，实际上就是把他放在眼皮底下盯着。他那个团，被拆散了编入北洋各部，现在只怕连番号都没了。
沈砚之收回目光，转身看着桌上那沓文件。都是些无关紧要的——某地驻军申请换防，某部需要补充冬装，某军官因故辞职。他拿起一份，看了两眼，又放下。
门外传来脚步声，有人在敲门。
“进来。”
门开了，进来的是他的副官周劲。周劲是他在山海关起义时就跟着他的老兵，三十出头，话不多，但办事牢靠。这次来北京，他只带了周劲一个人。
“沈大人，”周劲压低声音——这是在北京养成的习惯，隔墙有耳，“有人求见。”
“谁？”
周劲递上一张名帖。沈砚之接过来一看，眉头微微皱起。名帖上只有一行字:日本使馆，山田一郎。
日本人？
他来北京三个月，和各国使馆从无来往。袁世凯虽然靠着日本人起家，但对革命党人盯得很紧，但凡和外国人接触的，都会被记在小本子上。这个山田一郎这时候来找他，安的什么心？
“人在哪儿？”
“后门巷子里，一辆马车里等着。”
沈砚之沉吟片刻:“请他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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