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他面前这三百多个新兵，有一半是赵铁柱的同乡，从山东结伴走了两个月来川南投军。另一半是叙永本地的农家子弟，家里被北洋兵抢过，地里的庄稼被溃兵的马蹄踩成了泥，一家老小饿了两天肚子之后，当家的把最小的儿子送到校场门口，说跟着沈旅长有饭吃。
三百多个人站得歪歪扭扭，没有一个人说话。他们不像是来当兵的，倒像是一群逃难的人被临时凑到了一块儿，眼神里有饥饿、有疲惫、有对即将到来的冬天的恐惧，但唯独没有退缩。沈砚之见过太多这样的眼神——在山海关揭竿而起的那三千乡勇也是这样的眼神，护国军从云南出发的时候那些娃娃兵也是这样的眼神。这片土地上的人，不到活不下去的地步不会拿起枪。但一旦拿起来了，就不会轻易放下。
“参谋长。”沈砚之转过头，朝身后喊了一声。
程振邦从队列后方小跑过来。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袖口磨出了线头，但领口的扣子扣得一丝不苟，皮靴擦得锃亮——这是他在日本士官学校养成的习惯，哪怕前线打得只剩下一颗子弹，军容也不能乱。他手里拿着一本花名册，边走边用铅笔在上面勾画。
“这批新兵的籍贯和年龄登记完了吗？”沈砚之问。
“登记完了。”程振邦把花名册递给他，翻到中间一页，手指点着最后一行名字，“不过你得看看这个——这个人，年龄写的是十六，但我看着最多十四。”
沈砚之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队伍最末尾站着一个半大孩子，瘦得像一根竹竿挑着一件破棉袄，袖管空荡荡地垂到膝盖。他手里没有武器，连削尖的竹竿都没有，只是在腰间系了一条红布带——那是乡勇自制的“军衔”，红布带系在腰上代表“敢死队预备队员”，系在胳膊上代表正式敢死队员。这个规矩是沈砚之在山海关起义的时候定下来的，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川南的新兵还在用这个老规矩。
沈砚之走到那个孩子面前，站定了低头看着他。孩子抬起头来，脸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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