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放下望远镜，嘴角扯出一丝极淡的、近乎自嘲的弧度，“暖了，鸭子先知。可这江水要是烫起来，先煮熟的，往往也是离水最近的鸭子。”
他转过身，背对着江风。四十不到的年纪，鬓角却已染了霜，眉宇间那道在川南护国战争中留下的刀疤，在昏黄的夕照下显得格外深刻。大氅下摆被风卷起，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军裤和沾了泥点的高帮皮鞋。他不再是那个在山海关城头振臂一呼、意气风发的青年，岁月和战火，把他打磨成了一块沉在水底的石头。
半年前，他的部队在克复长沙一战中作为先锋，第一个打进了督军署。当时士兵们欢呼雀跃，把吴佩孚的“孚威上将军”大旗扯下来当了擦脚布。可如今，这胜利的滋味，却像嚼了一口青柿子，又苦又涩，满嘴生津，却咽不下去。
胜利属于谁？属于国民党？属于蒋介石？还是属于那些高喊口号的学生和农会会员？
他想起进军途中，沿途的农民协会确实热闹，减租减息，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地，分浮财。可有些地方，也闹得实在不像话。醴陵有个姓周的团防局长，家里是被抄了，田是被分了，可那七十岁的老母被逼得悬梁自尽，几个年幼的侄子侄女流落街头。底下人报上来，请示该如何处置那些过火的农会骨干。沈砚之只回了四个字：“按律惩处。”可律在哪里？是国民党的《暂行新刑律》，还是农会自己定的“土法律”？
更让他心惊的，是广州传来的消息。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搞“清党”，虽然名义上针对的是跨党的地下党员，可明眼人都看得出，这是要摘桃子，要把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变成他蒋某人一-党-专-政的工具。前几日，第七军的一个团长私下跟他喝酒，红着脸说：“沈军长，咱北伐是为了打军阀，可别打来打去，打出个更大的军阀来。那蒋校长……野心不小啊。”
野心。沈砚之咀嚼着这个词。从袁世凯到段祺瑞，从曹锟到吴佩孚，哪个不是野心勃勃？如今，这野心似乎换了件“革命”的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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