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看了一眼自己的部队。那些士兵趴在临时挖出来的掩体后面，有的还穿着起义时的乡勇短褂，有的换上了从北洋军尸体上扒下来的军靴，有的甚至连鞋都没有，赤脚踩在冰冷的泥浆里，脚趾冻得发紫。一个十六七岁的小战士正在用刺刀削一根树枝做拐杖，他昨天被弹片削掉了一截小拇指，卫生员给他包扎的时候他咬着毛巾一声没吭，包完之后继续趴回战壕里瞄准。这些士兵跟着他从山海关一路打到川南，从东北平原打到西南边陲，从宣统三年打到了民国五年，打了整整五个年头。五年前他们在山海关城头高喊的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现在他们蹲在四川一个连名字都没听过的山沟里，被北洋军两个混成旅围得像铁桶一般，连明天的早饭在哪里都不知道。
而他能对他们说的，只有一句“再顶两天”。
两天。在战场上，两天可以是弹指一挥间，也可以是两辈子那么长。
沈砚之把望远镜挂在脖子上，转身对程振邦说：“告诉各营营长，天一黑就加固工事。北边的曹锟第七师是北洋精锐，他们的炮兵阵地设在马鞍山上，白天的炮火准备就是为了消磨我们的士气。曹锟这个人打仗有一个习惯——炮击之后必是步兵冲锋，步炮协同练了十几年，自诩‘北洋炮兵第一人’。但他太依赖炮火了。一旦步兵冲上来跟我们的防线缠在一起，他的炮兵就不敢开炮，怕炸到自己人。所以今夜他们一定会趁黑摸上来，想用刺刀解决我们。”
“你怎么知道？”程振邦问。
“因为我在陆军部那半年，看过曹锟的作战档案。”沈砚之从腰间拔出配枪，检查了一下弹匣，然后又重新插回去。“他在滦州打起义军就是这么打的，在河南打白朗也是这么打的。三鼓而竭之前，必有一鼓作气。今晚来的，就是他最硬的骨头。”
程振邦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沾满泥巴的手拍了拍沈砚之的肩膀。他们从小一起长大，一起在山海关起义，一起流亡日本，一起从云南重新开始。此刻不需要太多言语，那个落在肩头的力度已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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