辈子，最难的是什么？”沈砚之忽然开口。
程振邦愣了一下。他跟沈砚之搭档十年，从山海关打到川南，很少听沈砚之问这种问题。沈砚之平时话不多，说的都是军务——部署、后勤、敌情、伤亡数字。偶尔喝多了会哼两句山海关的老调子，哼完了倒头就睡，从不谈人生。他想了想，把毛瑟枪从肩膀上卸下来杵在地上：“最难的大概是明知道赢不了，还得打。”
“不是。最难的是做选择。”沈砚之看着河对岸的灯火，声音压得很低，像在自言自语，“山海关起义那会儿，我二十二岁，什么都不懂，只知道我爹死在清廷手里，我得替他报仇。那时候我以为革命就是杀几个贪官、夺一座城、换一面旗。后来到了南京，看了孙先生的《建国方略》，才知道革命不是换旗，是换天。可天哪是那么好换的？换了天，底下的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穷还是穷。”
他顿了顿，抬手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雨水顺着他的颧骨淌下来，灌进领口，冷得他打了个哆嗦。但他的身体很快就稳住了，像一杆被风晃了一下又立正的旗。
“但我从来没后悔过。哪怕二次革命那会儿，部队被打散了，我一个人躲在福建的山沟里，靠吃竹笋和野菜活了两个月，也没后悔过。我知道自己选的路是对的，只不过是暂时走不通。走不通就绕，绕不过就爬，爬不过就用牙啃，总有一条路能通到天亮。”
程振邦沉默了一会儿。他比沈砚之大五岁，看着这个从山海关一路走到川南的年轻人从一个愣头青变成了一军的脊梁。沈砚之今年也不过三十出头，鬓角已经有了白发，眼角也有了细纹，那双眼睛倒是跟十年前一模一样——倔，硬，不认命。
“你今天怎么忽然说这些？”程振邦问。
沈砚之从怀里掏出一封信。不是蔡锷那封，是另一封——信封上写着“沈砚之亲启”，字迹秀美，一看就是女人的字。信纸只有薄薄一张，上面只有寥寥数语：“砚之兄：见字如面。十年未见，不知兄安否。妹现居汉口，已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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