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字，出自同一个人之手。而这个人，应该就是他们彼此交换信物的见证者。
他把两枚铜钱并排放在桌上，从怀里掏出郑师爷临终前写的那封血书，翻到第三页。之前这页被血迹浸透了大半，在帐篷昏暗的灯光下几乎看不清内容，现在他把信纸凑到马灯旁边，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那些被血浸染的笔迹。血迹干涸之后变成了深褐色，和墨迹混在一起，需要极仔细才能分辨出哪些是墨、哪些是血。
第三页的开头是一段被划掉的话。划得很用力，横七竖八的墨杠几乎把纸张划破了，但透过笔痕的缝隙，还是能看出原来的字句：“这枚铜钱，是我与你父亲在关城分别时所赠。当时我二人各执一半，约定若一方遭遇不测，另一方必持此信物，将身后之事托付于对方之子。我本以为我是后走的那一个。没想到——”
后面又是大片的血迹，看不清了。
再往下，字迹从潦草变得颤抖，从颤抖变得断断续续，像是每写一个字都要停下来喘一口气。但内容却突然清晰了，因为写信的人不再用墨，而用一种更深的、更黏稠的液体——冻伤后从手指伤口里渗出来的血水。
“砚之贤侄，我掌中所藏之物，乃山海关起义前夕，我与你父将同盟名册拆为上下两卷的契约凭证。你父持上卷，录有潜伏于北洋军中之将士名单。我持下卷，录有暗中资助革命之民间商人名册。你父临终前已将上卷交付于你。下卷藏于山海关东城墙第七块砖后。砖有暗记，刻三横一竖，形如‘丰’字。取之，则南北呼应，可成大事。”
信到这里就断了。最后一个“事”字的最后一笔拖得很长，从纸面上斜斜地划出去，像一根断了的弦。
沈砚之把血书放下，看着桌上那两枚铜钱。一枚完整，一枚断裂。完整的刻着“镇”，断裂的刻着“岳”。镇山与岳亭，沈镇山与郑岳，三十年前在山海关并肩起义的两个年轻人，一个做了烈士，一个做了间谍。他们用一个铜钱分两半的方式立誓——人可死，名册不能丢。现在两枚铜钱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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