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站的站台上，背靠着一根柱子，面前放着一盏马灯。灯罩上贴了一张纸，把光线压得很暗。
他从内袋里掏出那本一直带在身边的笔记本——不是作战日志，是更私人的东西。笔记本的封面是黑色的粗布，边角磨得发白。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一行字：
"宣统三年冬，父殁于山海关。临死前握吾手曰：'关山虽险，人心更险。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汝当继吾志，勿忘。'"
那是他父亲的遗言。从那以后，这本笔记本里记的不是战术，不是命令，而是一个个名字——他带过的兵，他见过的人，他欠下的债。
他翻到最新的一页，用铅笔写下：
"八月廿八。汀泗桥。李大山，十九岁，河南信阳。敢死队十二人，生还三人，重伤。欠他一块麦芽糖，一碗酒。"
他写完后停了一下，又补了一行：
"又：武昌有内应了。董必武。这名字我好像在哪儿听过。"
他当然听过。1919年，他在北京的时候，听李大钊提起过这个人——"湖北的董必武，是个有胆识的"。那时候他还在袁世凯的陆军部当差，每天提心吊胆地搜集复辟证据。李大钊的话他记了很多，但"董必武"这三个字，像钉子一样钉在脑子里。
现在，这枚钉子要派上用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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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两点。
侦察连长周铁山回来了。他浑身是泥，裤腿上全是水草，但眼睛里有一种沈砚之等的东西——确认。
"能走。"周铁山说，"沼泽表面看着软，踩上去能承重。但只能走单人纵队，而且必须轻装——重机枪和山炮过不去。"
"人能过就行。"沈砚之说。
他站起来，把马灯提起来。灯光照在周铁山满是泥水的脸上，照出一道深深的划痕——是芦苇叶子割的。
"你先去休息。"沈砚之说，"天亮后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
周铁山敬了个礼，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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