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声念了一句，将烟头狠狠摁在掩体的砖石上，火星四溅。
“总指挥。”身后传来一个沉稳的声音。
沈砚之回头，是政治部主任韩慕侠。这位留着平头、戴着圆框眼镜的地下党人，军装上沾满泥点，袖口磨出了白边。他手里拿着一份油印的《南昌民众慰劳书》，纸张粗糙，字迹却力透纸背。
“城里的情况怎么样？”沈砚之问。
“老百姓自发组织担架队，把伤员往城外送。”韩慕侠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目光灼灼，“我们在顺化门俘虏了二百多北洋军，按照你下的命令，愿意留下的发路费，愿意回家的给通行证。有几个被抓来的民夫，听说我们保护百姓，当场就要参加北伐军。”
沈砚之点点头。他治军严，更重“保境安民”四个字。从山海关起义起，他就立下规矩：不拿百姓一针一线，不奸淫掳掠，违者立斩。当年在山海关，有个乡勇抢了老乡的鸡，他亲手砍了那人的头，挂在城门口示众三日。如今北伐军所过之处，百姓箪食壶浆，靠的不是枪杆子，是这支军队的底色。
“孙传芳的残部还在顽抗，但士气已经垮了。”韩慕侠继续说，“我们俘虏的军官交代，邓如琢昨天夜里带着亲信从惠民门跑了，现在城里最高指挥官是谢鸿勋，躲在藩台衙门里，还在发电报向南京求援。”
“瓮中之鳖，垂死挣扎罢了。”沈砚之冷笑一声，从参谋手里接过望远镜，再次望向南昌城。
月光下，南昌城的轮廓渐渐清晰。赣江从城西北流过，滕王阁的飞檐在夜色中只剩一个模糊的剪影，当年王勃笔下“落霞与孤鹜齐飞”的盛景，如今被战火熏得焦黑。城墙多处被炮火轰塌，露出里面的夯土，像一道道狰狞的伤疤。
“传令下去。”沈砚之放下望远镜，声音陡然拔高，“天亮后，炮兵集中轰击藩台衙门和谢鸿勋的指挥部。步兵分三路进城：一路从顺化门沿中山路直插藩台衙门；一路从惠民门进城，肃清新营街、瓦子角一带残敌；一路从章江门进城，控制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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