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六年，仲夏。
长江自西南奔涌而来，劈开江汉平原，在汉口与武昌之间划出一道浑黄的界河。往日里千帆竞渡的江面上，如今却冷清得吓人，零星几艘挂着青天白日旗的炮舰，在江心来回游弋，炮口漫无目的地指向两岸，像一头头躁动不安、却又无处撕咬的困兽。
沈砚之站在武昌城头，望着对岸汉口方向。
那里，是国民政府临时驻地，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正与南京的蒋介石集团，陷入一场空前尖锐的对峙。宁汉分裂的消息，早已传遍大江南北，原本同属国民革命阵营的两大势力，如今剑拔弩张，内战的阴云，沉甸甸地压在每一个革命军人的心头。
他身披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腰间束着皮带，左腰别着一把勃朗宁手枪，右手握着一架老旧的单筒望远镜。望远镜的镜片上蒙着一层薄薄的江雾水汽，他抬手用袖口擦了擦，再次举到眼前。
对岸汉口租界的高楼轮廓隐约可见，江汉关的钟楼孤零零地矗立着，钟声早已停摆，听不到往日整点报时的声响。沿江的马路上，能看见一队队佩戴“国民革命军”臂章的士兵在巡逻，可臂章之下，人心早已分崩离析。
“军座，程参谋的追悼会，已经准备妥当了。”
身后传来副官林长青低沉的声音。
沈砚之没有回头，依旧举着望远镜，目光落在武昌城外那片刚刚经历战火洗礼的旷野上。汀泗桥、贺胜桥的血战仿佛还在昨日，程振邦纵马冲锋的身影，依旧清晰地印在他的脑海里。那位与他并肩二十余年，从山海关举义开始，一路转战南北的老兄弟，在攻克武昌的最后一战中，被流弹击中胸膛，倒在了武昌城门下，再也没能站起来。
“把追悼会推迟到明日。”沈砚之缓缓放下望远镜，声音沙哑，“眼下局势瞬息万变，我们不能有片刻松懈。通知各团营长，半小时后到指挥部开会，所有人不得缺席。”
“是。”林长青应声退下。
沈砚之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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