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开座谈会向来是个大新闻。
特别是对文学界内部而言。
这家杂志社作为全国顶尖的文学期刊，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文学界的风向标。
以近期的两个大事件举例。
自《班主任》发布后，讨论文学改革的声势渐起，在《调音师》被转载后，文学创作风气得到很大程度的放开。
考虑到近期《伤痕》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海量讨论，很多人在听闻《人民文学》又开座谈会时，第一直觉以为社内要谈论对《伤痕》的处理。
不管是批判还是肯定，这都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大多数人都不曾想到，编辑们开会是为了讨论要不要连载君安的新书。
众所周知，《人民文学》从来没有连载过长篇小说，顶多是在某一期塞进某本长篇小说的高光片段。
这种动辄四五月起步的长时间连载堪称破天荒头一次。
更别提，首次破例就是要为一位新人作者撰写的长篇小说。
哪怕那名新人作者叫“君安”，这一决定也让无数人感到不可思议，并陷入了深深的嫉妒。
隔日清晨，崔道义在上班路上，碰到了不少作者朋友。
在所有或明目张胆或暗地里探听的闲聊中，唯有刘鑫武表现得特别之明显。
“崔编辑，我听说咱们社里又开会了？”刘鑫武推着自行车，笑眯眯地与他并排行进。
崔道义撇眼这位老作家，“刘鑫武同志，有话直说。
刘鑫武放慢脚步，语气不急不缓：“我可不是那挑事的人，我只是好奇咱们这位君安同志又写了什么？究竟是什么作品值得杂志社如此大动干戈。”
夏日的太阳升起来得格外早，掠过低矮的砖瓦房，照亮墙上鲜红色的红底标语，更在那片密密麻麻的电线缝隙投下细碎影子，
前车轱辘碾碎倒影，崔道义轻巧地将问题抛回去。
“正常作品，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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