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刻意避开香港期指，选择在美股做空，因为当时港期所监管粗糙、停市风险不可控。但1994年不同了。证监会已经成立运作数年，清算机制完善，恒指期货的日均成交量从1987年的几千张增长到1993年的数万张，流动性充足。更重要的是——1994年的下跌是渐进式的，不是单日崩盘，不存在恐慌性停市的理由。
而且，凌之飞对香港市场的了解远比伦敦精确。上次伦敦put option失败，败在对伦敦市场细节记忆模糊——只知“英国跌超过20%“，不知具体何时见底、何时反弹。但港股不一样。他是香港人，前世看港娱小说时附带看了大量港股资料，1994年熊市的见顶日期、见底日期、中间几次反弹的高度和持续时间，这些数字刻在脑子里，比伦敦清晰十倍。
12月20日，凌之飞约袁生在汇丰证券见面。
“凌生，好耐冇见。今次想买咩股票？“袁生端着咖啡招呼。自从会德丰一役后，袁生对凌之飞的信任度已经从“将信将疑“升级为“基本盲从“。
“袁生，我唔系买股票。我想做恒指期货——做空。“
袁生的咖啡杯悬在半空：“做空？而家恒指一万一千几，全城都话会上一万二、一万三。你做空？“
“系。“
“凌生，你上次喺美股赚大钱，我服你。但港股而家牛气冲天，外资大把大把流入。你喺呢个时候做空，万一再升一成——“
“我嘅保证金够顶住一成嘅升幅。“凌之飞打断他，“袁生，帮我开仓。分批做空，唔好一次性建太多，避免畀人留意到。“
袁生叹了口气，跟上次九龙仓和会德丰时一样——劝不住，就不劝了。
凌之飞的策略是分批建仓。从1993年12月底到1994年1月初，他在恒指11800至12500点区间内分批建立了约一百张恒指期货空头合约。每张合约保证金约六万港纸，一百张总共投入保证金约六百万。建仓完成后，他另外预留了两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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