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母亲深夜突然推开房门的脚步声,也没有那些压抑的、带着善意的询问。
一丝微弱的、几乎被理智立刻掐灭的“轻松感”刚冒头,就被更沉重的现实压了下去。
这看似独立的代价,是更严密、更无形的监控,是签下的那些协议,是每月必须上交的“材料”,是用劳力换取的、建立在催眠之上的“平静”。
他走到窗边,推开了一扇窗。
陈旧合页发出刺耳的吱呀声。
新鲜空气涌进来,冲淡了室内的沉闷,但也带来了楼下早餐摊更浓郁的油烟味和嘈杂人声。
下午,他回到了那个名义上的“家”。
钥匙插入锁孔时,他的手顿了顿。
门内传来电视机的声音,音量开得很大,是某个家庭伦理剧的争吵对白。
推开门,熟悉的气味——消毒水混合着中药味——扑面而来。
姚淑君正坐在沙发上,背对着门,但孙煜能感觉到她身体的僵硬。
电视屏幕的光在她花白的头发上跳动。
“妈。”他叫了一声,声音平稳。
她的目光迅速扫过孙煜手里的旅行包,嘴唇哆嗦起来:“你……你真要搬出去?那个什么公司宿舍?小煜,你告诉我实话,是不是……是不是那个关小姐,还有他们单位……”她的声音越来越高,带着尖锐的颤抖,“他们是不是把你骗去做什么危险的事情了?你的病还没好,你不能……”
“妈。”孙煜打断她,语气加重了些,但脸上没什么表情。
他走过去,从包里取出那份伪造的《病情阶段性评估报告》,纸张崭新,盖着某知名精神卫生中心的红章,还有蒋雪霏作为“主治医师助理”的签名。
“你看,这是最新的评估。医生说了,我现在状况稳定,需要逐步回归正常社交和工作环境。公司提供宿舍是福利,也有利于我恢复。”
姚淑君一把抓过报告,手指用力到指节发白。
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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