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条退路。”
卢绪章站起来，整了整西装，转身走了出去。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下来，侧过头：“丁先生，你会感谢你自己今天的决定。”
三天后，晚上八点，吴淞口。
“华兴号”货轮缓缓驶入黄浦江。
周卫国站在船舷边，手里捏着那张刚通过无线电传来的特别通行证，纸面被他的汗水浸湿了一角。
江面上有日军炮艇在巡逻，探照灯的光柱在水面上扫来扫去，像一双永不闭合的眼睛。
每次光柱扫过“华兴号”的时候，周卫国的手指就会下意识地收紧，指甲嵌进掌心的肉里。
但没有人登船检查。
没有人拦阻。
没有人多看一眼。
特别通行证像一把无形的钥匙，打开了所有紧闭的门。
货轮缓缓驶过外滩，海关大楼的钟楼、和平饭店的绿色金字塔顶、汇中饭店的红砖墙面——这些他在黄埔军校时期就熟悉的地标，在夜色中显得既熟悉又陌生。
周卫国看着那些建筑，忽然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他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是1944年1月。
那时候，上海的冬天灰蒙蒙的，黄浦江上全是日本炮艇，外滩的行人步履匆匆，没有人敢停下来多看一眼。
现在，一年多过去了，这座城市还在，还在喘气，还在挣扎，还在活着。
孙德胜走到他身边，压低声音：“周先生，船长说快到码头了，卢老板的人已经在码头接应。”
周卫国点了点头，转身走进船舱。
冯·布劳恩第一个站起来，手里抱着那个皮箱，声音很轻，但很稳：“周先生，我们到了？”
周卫国看着他，嘴角微微上扬。
“到了。”
货轮靠岸的时候，码头上只有一盏昏暗的路灯，光线下站着两个人——卢绪章和卢绪华。
卢绪章穿着一件深灰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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