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她妈签的，最近的一张也是三个多月前的了。人现在还在不在那个地址，联系谁，得先弄清楚。”
“接待台账里有。”他说，“我调台账，是为了找联系人。”
台账翻开，联系人是找着了。可翻的时候，另一样东西自己跳了出来。
来访登记上，除了许母，还有一个名字。
案发头一年，许秋生就开始往市局跑了。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一趟一趟地来，问同一句话：我姐的案子，什么时候破。
第一年，来了十几次。第二年，还在来。
来访人那一栏是他自己签的。温则鸣一页一页翻过去。头几张，字写得又大又用力，一笔一画，像是怕人认不出。翻到后面，字缩小了，也快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把一件事跑成了熟门熟路。
他忽然想起卷末那沓来访回执上，许母那个一年比一年抖的签名。
一个家里的两个人，在两本簿子上，各签各的，谁也不知道对方签到了第几年。
“第三年呢？”温则鸣问。
“第三年断了。”李扬把台账推过去，“最后一次登记之后，再没有他的名字。”
温则鸣拿起那本台账，又拿起那沓打工记录，把两样并在一起看。
许秋生停止上访的那一年，正是他的打工记录里第一次出现“长期”两个字的那一年。他在一家水泥厂，一口气干了三年，那是他十年里最稳的一段。
也是他母亲第一次住院的那一年。
李扬又调出一份就医记录：母亲那年一场大病，前后住了两次院，欠下的医药费，是许秋生用那三年水泥厂的工钱一点一点还上的。同一年，村里给这个家办了低保。
一头是躺在医院的娘，一头是要还的债。
“他不是不问了。”温则鸣把两沓纸放下，“是问不起了。”
“跑一趟要钱，要误工，要跟一桩看不到头的案子耗。他一个二十岁不到的人，只能先得把这个家撑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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