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排凌晨才收摊的食铺。阿木陪我数过七天：每天上千人从门口经过，雨一落，至少两百人会躲进金鸥的门廊。入夜以后，整条街没有一家店能让他们坐满两个小时。
顾北山问过我，白鹭哪里容不下我。
“白鹭再加一桌，就会堵住楼梯。”我对顾北山说，“金鸥先放电影，九点以后做夜场。散场的人去白鹭吃饭、住宿。我是多开一道门，不拆你那道门。”
顾北山没有入股，只借了那两千五百七十三。他要我赔得起时自己赔，不能拿同乡和师徒替债。
合同一签，我连买一把新扫帚的钱都没剩。
当天下午，白鹭饭厅中间那张旧圆桌坐了十一家供货商。卖啤酒的莫叔、经营冰仓的陶老板、送干果的夫妻、洗床单的店主，还有做汽水、米、清洁用品的人。桌面修补过三次，颜色一块深一块浅，十一双手压在上面，比任何誓词都重。
我没请他们入股，只请他们把第一批货放进金鸥。货卖出去以前仍归供货商，卖掉后七天结算；没开封的货可以随时拉走。交换条件是每一类只留一家主供，三个月内不涨价。
“你一分钱没有，拿什么七天一结？”有人问。
我把电影院的旧铁票箱搬到桌边。箱盖新焊了三把锁，我、黎真、阿木一人一把钥匙。每天中午三人同时开箱，先分工资和货款，剩下的才算金鸥的钱。任何供货商都能来旁看。
两家仍要求先付一半，当场走了。门一关，剩下九个人也没有因此更信我。
陶老板指着自己的合同：“酒有瓶，干果有袋。冰化了，你说卖十桶还是二十桶？”
“按封桶算。”我回答陶老板，“送来时你和阿木一起记。开一桶，收一块黑牌；没开封的退你。开过却没卖完，金鸥承担。不能把偷拿算成天气，也不能让自然融化由你赔。”
陶老板仍没拿笔。
“箱里若少一半钱呢？”
黎真把自己那把钥匙放在合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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