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点，我们面前已有四十八张传真。它们比任何忠诚誓言都可靠，因为每个人都亲手写下了自己在我死后先做什么。
赵坤八点二十分到了青川酒店。他没有带安保，只带律师与一只装文件的黑皮箱。宴会厅的四十张桌还没撤完，他把仍在酒店的负责人叫到主桌，说在确认我的生死以前，任何人不得分资产；但为保证运营，应由持股最多、资金最足的人临时接管总章。
赵坤说的前半句在替我守门，后半句则想拿走门栓。他从不掩饰这两件事可以同时发生。
黎真没有与他争吵，只把我在一九九九年洪水后定下的应急章程放到桌上。章程规定，负责人失联四十八小时以内，总章封存，日常支出沿旧预算执行，任何股东都不能单独接管。赵坤的律师指出“死亡”不等于“失联”，要求立即启动继承与清算程序。
黎真回答：“尸体身份还没确认，死亡证明也没有。现在只有传言。谁急着把传言写成文件，谁就先把名字留下。”
这句话由黎真说，比我亲自出现更有用。会议室里十一支准备签字的笔停了七支，另外四支仍落在纸上。阿木的人记下了那四个人，却没有阻止他们。
八点四十五分，旧商会见证处打来电话，通知“青川车队六辆车辆权益抵偿”将在九点办理。申请人是杜海，受让方叫东平联运，成立只有十一天。材料中有我的授权传真、车队备用章和一张二〇〇一年十二万元结算收据。只差六辆车的原始购置凭证，若九点半前补齐，当天就能换掉经营登记。
那六份原始凭证就在三锁票箱里。
对方让老阮约黎真带箱子过去，不是为了抢一只铁箱，而是想让她亲手补全过户材料。若我真的死了，她为了换顾北山，很可能照做；若我还活着，一定会阻止她，并暴露藏身位置。无论选哪一边，对方都能得到答案。
我给阿木打了死讯传出后的第一通电话。阿木听见我的声音，没有问我在哪里，只说第三把钥匙已交给跟了他十二年的司机盛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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