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程寄来的照片在墓碑旁放了一夜。
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九日早晨，我进仓库时，照片正面朝上。画面里的男人戴着旧工作帽，背对镜头，把一本蓝皮证件递向河内办事点的柜台。证件上写着我的名字。他左手完整，肩背比阮文山宽，站姿却刻意学着阮文山，右脚略微向外撇。旁边那块黑花岗岩还刻着我十一天前的死期，两样东西并排放着，像有人嫌一座坟不够，又替我找来一个活人。
黎真走进来以后，先把照片翻过去。
她没有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去河内，只把一张工资表压在照片背面。九月十五日以前，青川直接承担的工资、夜班津贴和司机基础款合计四十二万六千七百元。项目自己发放的不在里面，赵坤负责的海皇宫和两家合股店也另算。公司可以立即动用的现金只有二十三万一千，多出来的一半仍冻在假死期间的异议核查里。
“差十九万五千七。”黎真用铅笔圈住表尾，“这还没算酒水商可能提前收款，也没算十四家要求退出以后要退的押金。”
我看了一遍明细。白鹭、两家酒店、北郊车场、南仓和培训楼占了大头。许多名字我认识，更多名字只在工资册上见过。墓碑送来以前，我以为六十三处关系同时运转，说明这张网足够结实。死讯过去十一天，最先压到桌上的却不是谁在河内用我的名字，而是清洁员十五号能不能拿到钱。
“应收呢？”我问黎真。
黎真把另一页递过来。九月上旬能到期的应收有三十四万，其中十一万来自只凭旧合作记要结算的外地旅店，七万二由方启荣经手过的海货贸易行代收，剩下的分在二十多家小客户手里。若关系正常，这些钱足够补工资；如今我已经公开停用账外代签，对方都在等青川先证明收款的人究竟是谁。
黎真告诉我：“昨天以前，别人相信‘川老板认这笔’。今天你要他们只认文件，文件里又有十七份原件没齐。不是他们忽然不讲信用，是我们先把原来的信用停了。”
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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