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姜岑是你们的人？”周序问。
周承川看向旁边的医生。医生姓程，五十多岁，头发花白。他把平板打开，调出一份三年前的项目人员表。姜岑的名字在“行为锚定与生活干预”一栏。职位不是医生。观察员。程医生没有用太多专业词。他解释得很直白：重建一个人的身份，药物只能让部分旧记忆变得模糊，真正让新生活稳定下来的是日常。固定住处、固定工作、固定路线、固定的人。姜岑负责的，就是在周既明接受清除后，定期确认他是否把自己当成周序。
“多久确认一次？”周序问。
“一开始每天。”程医生说。
“怎么确认？”周序问。
“见面、通话、生活记录。”程医生说。
周序想起四十三天里那一百七十三次通话。
“睡在一起也算确认？”周序问。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程医生看了一眼周承川。
“项目规定禁止观察员与对象发生亲密关系。”程医生说。
周序低头翻人员表。姜岑入职日期三年前，离职日期空着。备注栏有两次违规警告，一次是擅自修改药物剂量，一次是延迟提交观察报告。第二次违规日期，正是今年九月二十八日。他们密集联系开始的那一天。
“她为什么突然重新接近我？”周序问。
程医生没有回答。周承川把第二份文件推过来。那是一份事故报告。三年前十月，周既明的车在跨江桥发生严重事故。司机死亡，周既明失踪。警方后来根据现场血迹和遗留物判断他可能坠江。半年后家属申请失踪，两年后法院宣告死亡。可事故前三天，周既明已经签了回声项目授权。周序把两份日期放在一起。
“事故也是安排的？”周序问。
“我不知道。”周承川说。
这句“不知道”从他嘴里出来，比周序凌晨在派出所说的时候更干脆。
“谁知道？”周序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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